成功， 唯有迎难而上
与诺贝尔奖获得者Robert Lefkowitz对话
Bob 很郁闷。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人，他曾经并不习惯于失败。但他还是失败了，而且很彻底。那是 1968 年，尽管他努力尝试，但研究还是没有进展。在与一位资深科学家激励人心的谈话中，这位年长者问 Bob：“你认为普通科学家实验成功的比例有多少？”Bob 耸了耸肩。“大约百分之一，”对方回答说。“对于最优秀的，诺贝尔奖得主？”Bob 又一次耸耸肩。“百分之二”。
震惊之余，Bob 学会坦然接受失败的教训，他后来成为当今最受人崇敬的科学家之一。在过去的 50 年里，得益于 Bob 识别和了解受体（细胞接受激素的部分）的研究，许多药物得以研发出来，拯救了无数的生命。由于对 G 蛋白偶联受体的研究，他和 Brian Kobilka 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目前，Bob 是杜克大学的医学和生物化学教授，也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既是医生又是科学家。Bob 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后，似乎注定要在临床医学领域开展杰出的职业生涯。越南战争成为一个转折点。被征召进入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后，Bob 接触到了研究工作，这是他以前一直回避的领域。于是，他第二次开启了人生中的职业激情。
作为会讲故事的人，我们与Bob的谈话充满了许多精彩的轶事。他讲述了为什么接受失败是科学家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在“黄色贝雷帽”服役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在发现过程中幽默发挥的作用。
您所发现的重大突破在基础科学领域，但最终对临床医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如何发生的？
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我们发现肾上腺素和吗啡等药物只对特定组织起特定的作用。有些人认为，细胞上一定有一些部位，我们现在一般称之为受体，这些药物必须与之匹配，就像钥匙和锁一样。但是没有证据，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想法。我开始相信它们一定存在。我着手确认这种受体，然后找出它们的工作原理。我整整 50 年的职业生涯都为之而努力。
1986 年，我的实验室能够克隆一种叫做 β-肾上腺素受体的基因和cDNA。我们发现，构成受体蛋白的氨基酸链在质膜上来回穿膜了七次。
当时只有一种已知的蛋白质具有这种非常不寻常的排列。这种蛋白质被称为视紫红质，只存在于视网膜中。它是光子的“受体”，让我们能够看到。
当发现像肾上腺素的受体和光子的受体这样不同的两个分子看起来非常相似，我们意识到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受体家族能够识别各种各样的东西。
事实证明这是真的。我自己的实验室非常迅速地确定并克隆了大约一打这样的受体，用于各种分子。在其他人的研究中，基于我们的发现，人们了解到我们的味觉和嗅觉的受体，以及各种激素的受体，都是我们在 1986 年发现的同一个受体家族的成员。这些受体现在一般被称为 G 蛋白偶联受体。
你可能会说，“嗯，这很有趣，但这与我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而答案是，这些受体可以用于开发药品。今天，在美国批准使用的所有药物中，约有三分之一，也就是约 700 种药物是针对这一受体家族。因此，尽管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弄清这些分子是如何工作的，但最终它对医学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学发现涉及不断的挫折和怀疑。科学家如何保持对其理论和自身的信念？
如果要实现大的发现，必须有一个大的假说，而大的假说往往是非常有争议的。因此，这需要有某种执着的个性才能坚持下去。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我总是对错参半。我总是告诉人们，“如果你相信某件事情，无论是对还是错，感觉都是一样的，直到你证实了最后的答案。”
在我做最重要的工作时，我还比较年轻。这是很普遍的。事实上，这就是规律。在某些领域，这甚至比生物学更有戏剧性。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当你在快 30 岁或 30 岁出头时，已经走下坡路了。
当我回顾自己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几率，我认为自己今天不会有胆量去做那样的事。但在当时，我从未想过我不会成功。我心中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
您从小就立志想成为一名医生。是什么激励您走上医学之路？
现在回想起来，我大概在八九岁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医学的召唤。我所知道的是，我崇拜我的家庭医生，他叫 Joseph Feibush 医生，在 Bronx 当家庭医生。他知道所有别人不知道的东西。他可以开出没人能看懂的处方，而且会让人感觉好起来。我当时已经对科学感兴趣了。我有一个小玩具显微镜和一套化学实验玩具。我想，“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呢？”
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愿景，因为这意味着我从来不需要担心我会做什么。我走的是一条康庄大道。我想说的是，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最快乐的时光是我在医学院的时候，因为我终于实现了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那个时候我对成为一名科学家完全没有兴趣。
然后历史改变了这一切。越战对您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
我 1966 年从医学院毕业，那时是战争的顶峰。对 18岁 以上的男子实行抽签征兵。你可能需要去，也可能不用去。但对医生来说，没有抽签。所有医生都被征召。
我们中的许多人示威反对战争，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医生避免在越南服役的唯一合法途径之一是被征入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门，成为一名受命军官。但您可以想象，要获得受命军官的资格，竞争非常激烈。
因为我上了一所很好的医学院，并得到了很好的推荐，所以我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公共卫生服务中获得一个职位。在那里，我们的工作内容是混杂的。20% 的时间用于照顾病人，但其他 80% 的时间我们被分配到一个实验室工作。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人生第二次召唤。
最初的一年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我尝试的研究都没成功，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我从来没有失败过，真的，尤其是长时间的失败，在我的生活中，在那之前我所尝试的任何事情都没失败过。现在我知道，我们在科学领域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以失败告终。但这是年轻科学家最难学习的课程之一。
最终我开始成功，我开始体会到研究是多么令人兴奋。然后两年时间到了，我搬到了波士顿，接受内科和心脏病学的进一步培训。
在我回到全职临床医学工作大约六个月之后，我顿悟了。我感到缺少一些东西。我怀念在研究问题上挣扎的兴奋和智力挑战。因此在完成培训后，我搬到了杜克大学，在那里真正开启成功的实验室研究。正如他们所说，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您在那里的时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那个时期有什么特别之处？
在NIH，我们是所谓的“黄色贝雷帽”。黄色认为象征懦弱，因为我们没有去越南，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荣誉的徽章。
那是一个非凡的时期，因为项目将杰出的导师、杰出的高级科学家与美国医学事业中最年轻的成员中最优秀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基本上拥有每所医学院的顶尖学生。
我的班上有四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自己，发现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 Mike Brown 和 Joe Goldstein，以及发现致癌基因的 Harold Varmus。在那个班上还有一个人大家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是 Tony Fauci。
您的职业建立在一个有趣的双重性上。您职业生涯的两个部分，医生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两个方面满足了我的不同需求。对我来说，行医是人们可能拥有的最高使命。给受苦的人带来安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
但有一些深层的渴望，医学无法满足。在临床医学的范围内，我无法找到创造性的出口。一般来说，医学就是要遵循一定的护理标准。一个糖尿病患者，你要这样做。如果有一个心力衰竭的病人，就要那样做。而只要遵循现行的规范，就没有人能够以渎职罪起诉你。
在研究中，情况恰恰相反。如果你按照别人的方式做研究，那只是在确认别人的数据。这对探索没有任何帮助。你必须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所以我从医学实践中得到的东西和我从研究中得到的大相径庭。一个是终极的人道主义活动，另一个是终极的智力或创造性活动。
您非常相信创造性地解释数据的重要性。您能告诉我们“讲故事”在医学和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吗？
当我还是一个三年级的医学生时，我有过一次真正的成长经历。在与主治医生查房的第一天，我的一个同学提出了一个病例，我们讨论了这个病例。讨论完，那位主治医生转向我说：“Lefkowitz 先生，你已经听完有关这个病例的所有情况，我想请你重新介绍一下这个病例，但用不同的方式来讲。”
我看着他说：“您在说什么呢？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您刚听到了。”他说，“我想要一个不同的故事。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能改变任何事实，但我想要一个不同的故事。”
我一时语塞，于是他转向其他学生。没什么。然后他给我们演示。他把病例的情况，以不同的顺序和不同的重点来介绍。虽然是同一个病人、同样的事实，但是一个不同的故事。而事实上，让我们得出了不同的诊断结果。
数据不是一个故事，数据只是数据。将数据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来讲一个故事，这需要创造力和分析能力。
重大的突破显然涉及大量的艰苦工作，但您如何看待偶然性在科学研究中发挥的作用？
对我来说，偶然性是指事件以一种不受人意识控制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并开辟出全新的探索途径。
以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老故事为例。他发现，在他琼脂板的某些部分，没有细菌生长。一方面，这是个烦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事实证明这是由于霉菌造成的，这些霉菌偶然也作为污染物生长在培养皿里，并分泌出一种抗生素，杀死了细菌。他也可能只是看了看说：“真麻烦，细菌不长了”，然后把培养皿扔掉，继续他的工作。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非常幸运，一次又一次得到意外的发现。我一直有意识并留意观察意外的事件。我尽量教给我学生的一件事就是怎样敞开心扉，接受意外的礼物。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它会到来，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敢说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所有重要的科学发现，在每一个转折点都是“意外的发现”。
您的幽默感是出了名的。幽默在您的工作中是如何体现的？
幽默和发现之间有一种有趣的关系。幽默的关键是讽刺性并将人们通常不会放在一起的事物并列。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当然这也基本上是发现的关键因素。
我们有这样的说法：“哦，这个笑话我懂了”。而在你懂了这个笑话的那一刻，就有了一点发现。这是讲故事的人已经有的发现，现在你明白了。我发现自己越是对我的学生使用幽默，就越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从严肃的角度看，这么多人在您研究的基础上从开发的药物治疗中受益，您有什么感受？
当我回顾职业生涯时，我想到如果我是一名全职医生，我可以影响多少病人的生活，也许会有几千人。但我所做的工作，是今天所有药物的三分之一的基础，我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接触了数百万、数千万、数亿的病人。所以这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获得满足。
最后，您以前谈到过“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为什么我们执着于寻找答案对人类进步这么重要？
没有人能够事先知道一个新发现的最终效用是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改变医学的大多数发现都是由那些并不试图治疗疾病的人做出的基础发现。我的意思是，就拿我研究的受体来说。我并不是专门想开发一种药物或治愈一种疾病。我只是想了解。“为什么”是所有科学的基础。
77岁的 Bob 仍然在问“为什么”？在他的指导鼓励下，年轻的科学家们正在学习接受失败，并为意外的发现做好准备，静待花开。也许这就是他最大的遗产。知识不需要传承（正如 Bob 所说“谁都能学会”），而是发现偶然的能力。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下一个重大发现来自哪里，请密切关注从 Robert J. Lefkowitz 充满欢笑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科学家。